新加坡和香港憑藉友好的稅收政策，成為亞洲的加密中心。本文源自 Ryan Yoon 所著文章，由 Foresight News 整理、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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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補充：全球首個承認比特幣交易合法國家，速覽「德國」加密稅收與監管制度）
亞洲加密稅收政策。
概要
- 稅收政策有多種形式，包括免稅、累進稅、統一稅、過渡性稅收和基於交易的稅收，不同稅收形式反應了各個國家的經濟戰略和政策重點。
- 政府要確保稅收收入，而投資者擔心稅收過高，兩者之間的矛盾導致資本流向海外交易所。
- 為了使加密貨幣稅收政策取得成功，制定者需要綜合考慮稅收收入和支援加密市場的健康發展。
1. 加密貨幣交易和稅收
自從加密貨幣交易市場出現以來，加密貨幣交易的稅收一直是人們熱議的話題。核心衝突在於政府和投資者的優先事項不同。政府強調確保稅收的必要性，而投資者則擔心稅收過高會導致盈利能力下降。
然而，稅收是現代社會制度不可避免的組成部分，也是市場發展的關鍵驅動力。特別是，加密貨幣稅收預計將通過三個關鍵效應為市場增長奠定基礎。
首先，它可以建立一個正式的市場。股票市場的例子表明，對利潤或交易徵稅代表官方對相關資產的認可，這有助於為加密市場活動建立穩定的基礎。
第二，可以加強對投資者的保護。美國《消費者金融保護法》和 2010 年成立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 (CFPB) 就是通過監管保護投資者的例子。在 Web3 市場，限制無差別的產品釋出和誤導性廣告有助於防止欺詐並保護投資者的權利。
最後，稅收可以通過明確加密貨幣的法律地位來加速其融入現有金融體系。這種融合可以提高市場穩定性和信任度。
然而，鑑於加密貨幣市場的獨特性，僅憑股票市場的經驗很難指望稅收能產生積極效果。鑑於加密貨幣的快速增長，許多現行稅收制度被批評為純粹的榨取價值的手段。這導致政府和投資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
在這種背景下，本報告將研究亞洲主要國家的加密貨幣稅收制度，分析前面提到的三個效應：市場建立、投資者保護和系統整合的實現方式，以期為投資者和政府提供平衡的視角。
2. 亞洲主要國家加密貨幣稅收比較分析
對亞洲主要國家的加密貨幣稅收制度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五種不同的政策型別。這些差異反應了每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和政策重點。
例如，新加坡免徵資本利得稅，只有當加密貨幣被認定為營業收入時才徵收 17% 的所得稅。這種靈活的做法鞏固了新加坡作為全球加密貨幣中心的地位。同樣，香港正在考慮對對衝基金和家族理財室投資收益的免稅政策，進一步增強其對機構投資者的吸引力。
相比之下，日本徵收高達 55% 的高稅率，重點是抑制投機活動。不過，日本也在考慮將稅率降至 20% 的提議，這可能預示著日本可能改變目前的加密稅收方式。
2.1 免稅國家：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等亞洲主要金融中心均對加密貨幣採取資本利得免稅政策，此舉符合各國長期以來的經濟戰略。
這些國家的免稅政策與其傳統金融框架相一致。從歷史上看，它們通過低稅率吸引了全球資本。對加密貨幣維持這種立場表明了政策的一致性和對其經濟原則的明確承諾。
這一策略取得了顯著成果。例如，新加坡在 2021 年成為亞洲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中心。由於投資利潤沒有稅收負擔，投資者積極參與該市場，加速其增長。
然而，免稅政策並非沒有限制。主要挑戰包括投機過熱風險和政府直接稅收收入減少。這些國家正在採取替代措施來解決這些問題。它們通過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來確保間接稅收收入，並通過對交易所和金融機構的嚴格監管來維持市場穩定。
2.2 累進稅制國家：日本和泰國
日本和泰國對加密貨幣交易利潤實行高累進稅率。該政策通過對高收入群體徵稅，體現了「財富再分配」的更廣泛社會目標。在日本，最高稅率為 55%，與傳統金融資產的政策一致。
然而，如此高的稅率也存在相當大的弊端。最顯著的問題是「資本外逃」，投資者將資產轉移到新加坡、香港或迪拜等免稅地區。還有人擔心，沉重的稅負可能會抑制市場增長。
2.3 統一稅率國家：印度
印度對加密貨幣交易利潤徵收 30% 的統一稅率。這種方法不同於傳統金融市場採用的累進稅制，反應了其旨在實現兩個關鍵目標的戰略選擇：行政效率和市場透明度。
印度的統一稅率政策產生了幾個顯著的效果。首先，稅制簡單明瞭，減輕了納稅人和稅務機關的行政負擔。此外，對所有交易適用同一稅率，最大程度減少了避稅策略。
然而，統一稅制也有明顯的侷限性。最大的擔憂是，它可能打擊小規模投資者進入市場的積極性。即使是微薄的利潤也要繳納 30% 的高稅率，給小規模投資者帶來沉重的負擔。此外，對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徵收相同稅率也引發了稅收公平性的質疑。
印度政府意識到了這些問題，目前正在探索解決方案。擬議的措施包括：降低小額交易的稅率、為長期持有者提供激勵措施。這些努力旨在保留統一稅制的好處，同時促進市場穩定增長。
2.4 過渡方法：韓國
韓國對加密貨幣稅收採取了謹慎的態度，反應出加密貨幣市場的高度不確定性。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原定於 2021 年實施的金融投資所得稅被推遲至 2025 年。加密貨幣稅收的實施也按照同樣的思路進一步推遲到 2027 年。
這種過渡方法具有明顯的優勢。它使市場能夠有機增長，同時提供時間來觀察其他國家的政策結果和全球監管趨勢。通過研究日本和新加坡的案例，韓國旨在事後建立一個優化的稅收框架。
但這種方法也存在挑戰。缺乏明確的稅收制度可能會造成市場混亂，增加投機過熱的風險。此外，由於缺乏監管基礎設施，投資者保護可能會受到影響，從而阻礙長期市場發展。
2.5 基於交易的稅收：印度尼西亞
與其他亞洲國家不同，印度尼西亞實施了獨特的基於交易的稅收制度。該制度對交易徵收 0.1% 的所得稅和 0.11% 的增值稅 (VAT)。該政策於 2022 年 5 月推出，是印度尼西亞更廣泛的金融市場現代化改革的一部分。
交易稅通過對所有交易應用實行低且統一的稅率，能夠簡化程式並鼓勵投資者使用持牌交易所來提高市場透明度。自實施以來，持牌交易所的交易量明顯增加。
但該政策也有侷限性。與印度類似，統一稅率對小規模投資者造成了過重的負擔。對於頻繁交易的投資者來說，累計稅收成本可能非常高，這引發了對市場流動性下降的擔憂。
印尼政府意識到這些挑戰，計劃根據市場回饋完善政策。正在考慮的措施包括對小額交易減稅和對長期投資提供激勵。這些調整旨在保留基於交易的稅收制度的優勢，同時解決其不足之處。
3. 投資者與政府之間的衝突
儘管各國的稅收制度各不相同，但政府與投資者在加密貨幣稅收方面的衝突仍然是一個常見問題。這些衝突不僅源於徵稅行為，還源於對加密資產認知的根本差異。這種衝突的性質因各個國家的稅收政策而異。
各國政府將加密貨幣交易的利潤視為新的稅收來源。特別是，由於新冠疫情加劇了財政赤字，加密貨幣市場的快速增長成為獲得穩定收入的有吸引力的來源。例如，日本的累進稅制徵收高達 55% 的稅率，印度的統一稅率為 30%，這兩者都凸顯了政府對稅收收入的強烈需求。
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過度徵稅是市場增長的障礙。與傳統金融產品相比，更高的稅率，加上頻繁交易帶來的累積稅負，阻礙了投資活動。因此，資本外逃已成為主要問題。許多投資者正在將資產轉移到海外平臺，或新加坡和香港等免稅管轄區。這表明政府為確保稅收所做的努力可能會適得其反。
在一些情況下，政府只注重徵稅，沒有出臺政策扶持市場發展，這進一步加劇了矛盾。
尋找政府與投資者之間的新平衡變得越來越重要。解決方案需要的不僅僅是簡單的稅收調整，它要求政府制定創新政策，支援健康的市場增長，同時確保適當的稅收收入。實現這一平衡將是未來幾年政府面臨的一項關鍵政策挑戰。
4. 國家層面的市場振興政策
加密貨幣稅收對市場發展產生了雙重影響。雖然一些國家利用它作為制度化和市場增長的機會，但其他國家卻因嚴格的稅收政策而面臨市場停滯和人才流失的問題。
新加坡是成功啟用市場的典範。新加坡通過免除資本利得稅，通過對區塊鏈公司的系統性支援和監管沙盒來鼓勵創新。這種全面的做法鞏固了其作為亞洲加密貨幣中心的地位。
香港也在實施積極的市場發展戰略。在保持個人投資者免稅政策的同時，香港正在擴大加密資產管理公司的許可框架。值得注意的是，從 2024 年起，香港將允許合格機構投資者進行加密貨幣 ETF 交易，進一步擴大市場參與度。
另一方面，部分國家嚴格的稅收政策也成為市場增長的障礙。高稅率和複雜的監管迫使投資者將資產轉移到海外，導致創新型企業和專業人才外流。
歸根結底，加密貨幣稅收政策的成功取決於與市場發展的平衡。除了簡單地確保短期稅收收入之外，政府還必須考慮如何培育健康、可持續的市場生態系統。展望未來，各國需要不斷調整政策以實現這一關鍵平衡。
5. 結論
對加密貨幣徵稅是發展加密資產市場的必然步驟。然而，稅收的穩定效應需要仔細重新考慮。一些人認為交易稅可以抑制投機交易並降低市場波動，但歷史案例表明，這種效果往往無法實現。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 1986 年的瑞典。當時，金融交易稅大幅增加 100 個基點時，很大一部分股票交易轉移到了英國市場。具體來說，瑞典 11 支主要股票的 60% 交易量轉移到了倫敦市場，凸顯了稅收政策不力帶來的後果。
政府和投資者都必須認真評估稅收的實際影響。政府不應只著眼於簡單的稅收收入，而應著眼於培育可持續、健康的市場環境。投資者則應將稅收視為一個使市場制度化的機會，以促進更加穩定和成熟的投資環境。
歸根結底，加密貨幣稅收的成功取決於政府和市場參與者能否找到在彼此之間達成某種平衡的方法。這不僅僅是調整稅率的問題，而是一項關鍵挑戰，將決定加密資產市場的長期方向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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